《本草思辨录》 - 甘草

甘草中黄皮赤，确是心脾二经之药，然五脏六腑皆受气于脾，心为一身之宰，甘草味至甘，性至平，故能由心脾以及于他脏他腑，无处不到，无邪不祛。其功能全在于甘，甘则补，甘则缓。凡仲圣方补虚缓急，必以炙用，泻火则生用，虽泻亦兼有缓意。如治咽痛肺痿，火在上焦者为多。以其为心药也，甘草泻心汤，是泻心痞非泻心火，泻痞有黄连芩夏，甘草特以补胃，故炙用。炙用而以甘草泻心名汤者，甘草之奏绩可思也。

李东垣谓甘草生用泻心火，熟用散表寒。散表寒之方，无如桂枝麻黄二汤。自汗者表虚，故桂枝汤以桂芍散邪风，姜枣和营卫。无汗者表实，故麻黄汤以麻桂散寒，更加杏仁。然解表而不安中，则中气一匮，他患随生。故二汤皆有炙甘草以安中。表实与表虚不同，故二汤甘草亦分多寡。可见用炙甘草者，所以资镇抚，非以资摧陷也。东垣不加分辨，非示学人以准的之道。

东垣又云∶心火乘脾，腹中急痛，腹肉急缩者，甘草宜倍用之。按小建中汤治里急腹痛，甘草炙用，病非心火乘脾。生甘草泻心火，而不治心火乘脾之腹痛。本经黄连主腹痛，治心火乘脾之腹痛，即仲圣黄连汤是。东垣之说，殊有未合。刘潜江发心火乘脾之义，而深赞之。邹氏又引东垣此说，以证栀子甘草豉汤之虚烦不得眠。不得眠岂是脾病。三君皆名家，而于甘草不细辨如是，真为不解。

王海藏谓附子理中汤用甘草，恐其僭上。调胃承气汤用甘草，恐其速下。按伤寒论无附子理中汤，理中汤之附子，腹满则加。腹满而加附子，盖以其为中宫药不可缺也。若恐附子僭上，则白通汤乃少阴下利用附子，何以反无甘草。至生用而不炙用，则固有义在。寒多之霍乱，非全不挟热，温中补虚，既有干姜参术，故加以生甘草之微凉，即别录除烦满，东垣养阴血之谓。以是汤用于胸痹，则生甘草亦因气结在胸，不欲其过守也。调胃承气汤，是治胃气不和之内实，以调胃为下，是下法之元妙者。舍枳朴而取炙甘草，以与黄硝一补一攻，适得海藏又谓凤髓丹用甘草，以缓肾急而生元气。窃谓亦非也。是方不知制自何人，名医方论云，治梦遗失精及与鬼交。医方集解云，治心火旺盛，肾精不固易于施泄。其方义之精微，则未有见及之者。夫元阴听命于元阳，元阳听命于天君。故心火炽而感其肾，肾感之而阳动阴随有必然者。黄柏靖肾中之火，防肾中之水；火不作则阳蛰，水不泛则阴坚。砂仁摄火土之气于水，而使肾得藏密。然心肾二家，交通最易，治肾而不治心，未善也。生甘草泻心火，宁心气。大甘为土之正味，且能止肾水越上之火（洄溪语）。集解治心火旺盛一语，实即用甘草与人参，皆能补中气调诸药，而仲圣用于方剂，则确有分别，不稍通融。姑举二方以明之，厥阴病有呕吐则兼少阳，仲圣法，转少阳之枢，多以干姜黄连并用，余已着其说于干姜。干姜黄连人参汤，是以小柴胡汤加减，乃舍甘草而用人参，几不可晓。夫不曰食入口即吐乎。少阳上升之气，得食即拒，难缓须臾。甘草甘壅，讵能任受。人参甘与苦均，为和少阳之专药，枢机利则食自下，甘草所以非其匹也。其舍人参而用甘草者。栀子豉汤治虚烦不得眠，若少气则栀子甘草豉汤主之。此在粗工，必以人参益气矣。庸讵知人参益气而亦升气，栀豉汤之吐，由二物一升一降之相激，得人参则升不成升，降不成降，挟其补性，反足窒邪。夫懊 者反复之甚，少气者懊 之甚，非元气之有亏，乃郁热之伤气。栀豉能吐去其邪，不能安定其气，此仲圣所以有取于甘平清心火之甘草，而人参亦不得跻其列也。

邹氏以黄 桂枝五物汤为治下，治下制方宜急，急则去甘草而多其分数。桂枝加黄 汤为治上，治上制方宜缓，缓则加甘草而减其分数。于是于血痹则但摘尺中小紧句为病在下，且别引本篇首条以证其治下之说。不思尺中小紧，下句身体不仁，谓为非病，宁有是理。本篇首条本与本病不属，况有关上小紧句，岂尺中小紧为病在下，关上小紧亦病在下乎。于黄汗则摘腰以上汗出句为病在上，且别引本篇第二条以证其治上之说。不思腰以上汗出，下句腰驰痛小便不利，谓非下体，宁有是理。本篇第二条非本条之病而引之，则他条又有黄汗之为病，身体肿，汗沾衣等句，亦得谓但指上体乎。血痹篇尤注阐发宜针引阳气句，至为精审。黄 桂枝五物汤，尤云和营之滞，助卫之行。亦针引阳气之意。经所谓阴阳形气俱不足者，勿刺以针而调以甘药也。引经语解此方，亦正切合。夫血痹者，痹在表不痹在里。以甘药代针，亦调其表非调其里。 桂姜枣，甘与辛合，所以补虚而宣阳。芍药佐桂，则能入营而调血。去甘草且加多生姜者，不欲其中守而欲其解表也。甘草中又有斟酌如此。以非桂枝汤加减，故不曰桂枝加黄 汤。然则桂枝加黄 汤，可不于桂枝汤一致思乎。愚于黄 已详着于方之义。甘草自是桂枝汤不可少之物，安得去之。桂芍减而甘草不减，则阳虚之与邪风有异也。邹氏不悟仲圣制方之所以然，而肆其臆说，疵 丛生，无谓甚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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