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存悌　李明哲　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

所谓火神派，是指以郑钦安为开山宗师，理论上推崇阳气，临床上强调温扶阳气，以擅用附、姜、桂等辛热药物著称的一个医学流派。

看医家是否属于某一派，不必看他提及谁和什么书，而是要听其言，观其行。祝味菊最重要、最基本的学术思想是重视阳气，并因擅用附子而被誉为“祝附子”，无疑是火神派。

各家医派可以说都是后人归纳、整理出来的，火神派亦然。

笔者一直把祝味菊作为火神派的代表人物看待，没想到有人对此提出异议。上海中医药大学邢斌教授就对把祝氏说成火神派“很有疑问”，理由是“在祝先生著作中从未提及火神派医家及医著，却曾提及四川其他的医家沈绍九、陆景庭。其门人陈苏生、徐仲才、王兆基、王云峰等撰写的专著、论文里也从没提及这一派医家及医著。”

“即使祝先生真的受到卢铸之的影响，也不能说祝先生就传承了火神派的思想和衣钵，就成了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了。原因很简单，重阳思想只是祝先生思想的一个方面而已。相信读过前文的读者都不会认同祝先生属于火神派的。”（《祝味菊医学五书评按》）

简单地争论一个医家是否属于哪个流派没有多大意义，但此事关系火神派的基本概念问题，因此有必要探讨一下。明灯中医学

火神派的基本概念

首先要弄清火神派的概念，笔者在《中医火神派探讨（第二版）》一书中是这样定义的：“所谓火神派，是指以郑钦安为开山宗师，理论上推崇阳气，临床上强调温扶阳气，以擅用附、姜、桂等辛热药物著称的一个医学流派。其中，尤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，乃至诸多火神派医家和传人被冠以“某火神”或“某附子”雅号，从一定意义上讲，不擅用附子，就不成其为火神派。……广义上说，一个医家如果重视阳气，擅用附子，就可以称之为火神派。”

这个定义注重两点：一是重视阳气。二是擅用附子。尤其强调“不擅用附子，就不成其为火神派”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征性的标志。如果对这个定义有疑义，可以另外讨论。

祝味菊无疑是火神派

按照这个定义衡量，祝味菊无疑是火神派。从重视阳气这一点看，一本《伤寒质难》可以说通篇都在论述这个问题，邢斌说“重阳思想只是祝先生思想的一个方面而已”，未免说得轻松，重阳思想是祝氏最重要、最基本的学术思想，岂止仅是“一个方面而已”，其他方面的学术思想差不多都是由此演绎出来的。祝氏医友徐相任称：“本书（《伤寒质难》）最有力之主张，举其荦荦大者言之：第一为体力重于病邪，第二为阳气重于阴血，笫三为以五段代六经，此作者之创获，亦即苦心孤诣之独到处也。”三条都讲重视阳气；从擅用附子这一点看，祝氏推崇附子为“百药之长”，“其应用附子的广泛程度，世所罕见”，由此而被誉为“祝附子”，这更是他属火神派的证明。因为火神派临床最显著的标志是擅用附子，而判断这一点除了学者的观点之外，还有民众的看法亦即“口碑”认可。火神派宗师郑钦安就曾夫子自道：“予每用此方（指四逆汤）救好多人，人咸目予为姜附先生。”（《医法圆通卷四》）是说众人都称我为“姜附先生”。而且可以说，所有火神派名家的“某附子”、“某火神”的称谓都是这样由民众传出来的。从一定意义上讲，这种口碑认定要比学者的长篇论证更具分量。“祝附子”既然是这种口碑传出来的，难道还不足以认定祝味菊的火神派归属吗？明灯中医学

邢斌本人恐怕也承认祝味菊擅用附子，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：经过“深入研究”，“发现20世纪上海地区……有6位名医在运用附子经验上最具特色，享有盛名，且存在一定学术渊源关系，可以说已经形成一个医学流派。他们是祝味菊、徐小圃、陈耀堂、章次公、陈苏生和徐仲才。”笔者按：当年沪上擅用附子者绝非仅此六人，比如川医刘民叔1927年由川移沪行医，就以擅用附子著称，有“刘附子”之誉，声名不下于祝味菊。明灯中医学

祝味菊“将其应用附子的宝贵经验无私地传于友人徐小圃、门生陈苏生、徐仲才……正是由于这样薪火相传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敢用、广用、善用附子为主要特色的医学流派，一度在国内颇有声势。”“通过上述讨论可以发现，这是一个在20世纪上海乃至全国均有一定影响的具有学术继承关系、共同学术特点的医学流派，这一流派运用附子的经验极为宝贵，值得今人继承发扬。”（《四川中医》2003年12期“20世纪上海地区擅用附子六大家”）邢斌再三强调祝味菊“在运用附子经验上最具特色，享有盛名”，“以敢用、广用、善用附子为主要特色”，由此称他“擅用附子”也算实至名归吧，既然这样，将其归入火神派可以说顺理成章。

同样，邢斌教授还再三强调祝味菊等人因为“具有学术继承关系、共同学术特点”，“已经形成一个医学流派”，而且“一度在国内颇有声势”。至于是什么医学流派，邢斌没有说，但以其擅用附子而言，除了火神派还能是什么派呢？还有哪位读者“不会认同祝先生属于火神派”呢？

判定医派要听其言，观其行

考邢斌不同意祝氏为火神派，还因为“在祝先生著作中从未提及火神派医家及医著，却曾提及四川其他的医家沈绍九、陆景庭。其门人陈苏生、徐仲才、王兆基、王云峰等撰写的专著、论文里也从没提及这一派医家及医著。”其实，看医家是否属于某一派，不必看他提及谁和什么书，而是要听其言，观其行，看他怎么说，看他如何做。祝氏说的是重视阳气，治病用得最多的是附子，以此言行就足以判之为火神派了。至于他提过谁、跟过谁并不重要，要知道，判别一个人的学派归属不是排家谱，看他跟谁有关系，而是与他信奉什么学术观点有关系。如祝氏在书中“提及”沈绍九、陆景庭，不过随便提一句罢了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有师承关系。明灯中医学

退一步说，即使某人与名医大家有过接触，哪怕是师徒关系，也不见得就一定继承了老师的学派，所谓“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各不同”是也。例如郑钦安的入室弟子郑仲宾（1882~1942），“从师”郑钦安“学医3年”，但他显然不是火神派，而是“对温病学用力最深”，对“温病学家吴又可、叶天士……都极推崇”。所以，笔者认为，判断医家属于哪一派，当以其言行为准，而不是看他跟过谁，亲传固然是直接门径，私淑、遥承者恐怕更多，还有可能独立钻研而有所得，与某种学说不谋而合，殊途同归，当然可以归入该学派了，祝味菊也可能属于后者。

笔者倒是有证据表明祝氏曾经看过郑钦安的书，可以说还引录了郑氏一段话：“水懦弱，愚民狎而玩之，则多死焉；火刚烈，良工利而用之，则多成焉。水能死人，而人不知畏；火有殊功，而狎之者鲜。”（《伤寒质难第十四篇》）郑钦安则论曰：“水懦弱，民狎而玩之，多死焉。火猛烈，民望而畏之，鲜死焉。总之，水能生人，亦能死人；火能生人，亦能死人。”（《医法圆通卷四》）细辨二人议论，比喻相同，语言极为相近，至少可以窥见祝氏与郑钦安之“英雄所见略同”。明灯中医学

总而言之，是否找到祝氏与郑钦安的联系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的学术思想和临床实践与火神派是否吻合。谁能说出曹颖甫、胡希恕先生跟过仲景的第多少代传人，谁又能否定其伤寒大家的地位呢？

各家医派是后人整理出来的

顺便说一下，不仅祝味菊“未提及火神派”，即使郑钦安本人也从未提及火神派。邢斌说：“郑钦安本人是否认可火神派的说法，都是值得怀疑的，目前并无特别可靠的证据。”但这就能成为否认火神派存在的理由吗？诚然，包括郑钦安、吴佩衡、范中林人等都未说过自己是火神派，但这丝毫不能作为否认火神派的理由，火神派是后人总结出来的。

事实上，各家医派可以说都是包括现代人在内的后人归纳、整理出来的。各家开山宗师未必想到自己开辟了一个新学派，更不用说给自己的学说提出一个诸如“补土派”、“寒凉派”之类的概念了。按邢斌说法，这些众所周知的医派恐怕也不能承认了。要知道，各个医派的确立需要时间的积淀、历史的考验和后人的整理。正是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儒之门户分于宋，医之门户分于金元”一语，才使我们知道了医派的概念，而这话是距金元四百多年后的清人所说的，这里就有历史积淀的因素，而所谓《中医各家学说》则完全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物。明灯中医学

邢斌也承认：“所谓的学派很多本身就是后人的概括，后人给郑钦安等安上火神派的帽子也未尝不可。”这话说对了，火神派就是后人整理归纳出来的，跟郑钦安自己是否“提及火神派”没有关系。《邛崃县志》称郑钦安为“火神派首领”，正是“后人给郑钦安等安上火神派的帽子”的证据。不可否认的是，一个地方县志的记载，再准确不过地表明了火神派存在的事实。